徐选国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内容以学报原文为准。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迅速引起全国乃至全球力量的持续关注和行动。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判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重大疫情带来了诸多灾难性后果和多重社会、政治风险。疫情之下，除了医护人员、基层社区工作者以及慈善力量及时介入之外，专业社会工作也迅速参与到疫情防控行动中来，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和应急治理体系，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存在着“专业自觉”行动和处于“体系之外”两种矛盾面相，进一步导致其难以有效整合到疫情防控体系之中，出现专业孤立和行动边缘的情形。随着疫情防控的推进，应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整合性治理取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机制和治理体系，社会工作将在疫情防控中后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而绿色社会工作、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应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护性力量。

关键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风险治理；专业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徐选国，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社会工作理论、社区社会学及基层社会治理等。

一、问题提出

2019年12月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中国武汉、并向全球扩散开来，2020年1月25日，湖北、广东、浙江等24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涵盖人口超过12亿之多。一级响应是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最严重的响应。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于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凌晨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并向全球宣布此次中国新型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PHEIC）。这是自2009年以来WHO宣布的第6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一疫情存在“人传人”的事实公开之后，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将注意力聚焦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事件上。自从新冠肺炎发酵以来，医学领域已经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主要聚焦于此次疫情发生的病理机制、趋势分析等，而散见于国内各大知名刊物、媒体上的专题序列文章，则较多地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对诸多现象进行探讨，对于如何构建重大疫情应急防控体制机制和应急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较为匮乏。此次疫情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空之中，正处于中国的春运期间和春节前夕，这个时点决定着疫情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发散性、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同时，相较以往疫情，尤其是2003年的SARS，当前高水平的互联网发展助推着这次事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真实抑或虚假（谣言）之间都备受瞩目、持续发酵。当然，此次疫情爆发以来，中央和各省、市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强有力动员，是世所罕见的。但是，即使是如此严重的危机事件，依然存在着各方主体各自为战的局面。此次防控力量中最及时作出防疫行动的当属医务工作者队伍，其次，城乡基层社区工作者成为广大城乡社区场域中的防控“守门人”，另外，公益慈善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都是此次疫情的重要参与主体。遗憾的是，这次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并未将广大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纳入疫情防控体系之中，民政部、各地民政部门虽然迅速制定了相关文件和通知，但是专业社会工作等力量在参与此次疫情防控治理中显得十分被动、疏远和孤立。不难看出，此次疫情防控体系仍然存在着重临床医疗视角下的病理学治疗，而相对忽视了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在疫情控制中可能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面向。基于此，本文并不试图对抗疫过程中的各方面现象进行赘言，而是试图以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此次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实践逻辑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反思并探索具有整合取向的重大风险防控和治理机制。

二、自觉的专业行动：各类人群的需求驱动着社会工作及时介入

在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信息失真所导致的社会恐慌、群体歧视等负面社会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治理。在谣言与事实之间，需要有一种广大民众最能接触、最易相信的人为他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引导积极的社会风气。这启发我们，在民间与官方之间形成及时有效的事实确认机制十分必要。正因如此，有学者倡议国家成立专家团来辟谣。同时，应该有一支强大的专业社会心理服务团队为确诊病人、疑似病例及其家属、医务工作者，以及普通民众提供精神慰藉、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否则，单方面强调治疗将会导致疫情防控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另外，最需要关注的恰恰是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因疫情而更加困窘的弱势群体，在疫情肆意传播过程中，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对于疫情中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系统尤其不能滞后和缺位。

2003年SARS病毒传播后，除了医务工作者的紧急介入之外，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也在第一时间介入其中，当时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尚未发展起来，所以没有以系统的力量参与。香港社工介入SARS疫情防控的主要经验包括：在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对疫情认识不多，社会工作力量主要通过开通线上通道为广大市民提供心理和情绪咨询服务，并注意一些危机个案；在疫情传播中期，社工进行全面、系统的介入服务，这一阶段社工服务已经从线上为主转向线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在疫情后期，社会需求和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元化，因而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更加细致和深入，服务涉及对各类困难群体的专业服务。这些经验对内地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具有积极启示。

实际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界（包括实务界和教育界）和各级民政相关部门已经及时做出反应，但在笔者写作之时疫情尚未出现拐点，后续演进情况还充满未知。因此，我们将此阶段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疫情防控视为初期介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工作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场主动出击、专业自觉的行动实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引领：各级民政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广泛动员社会慈善力量依法有序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各界力量都进行积极响应。然而，此次抗疫过程中有关慈善组织出现的公信力危机和社会质疑接连不断，正如北京大学非营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指出的，现阶段的慈善组织除了提供口罩等应急物品之外，还应恪守和践行各自的宗旨与使命，继续关注疫情下的弱势群体，积极搭建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互通有无，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城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强调：要“把社区防控工作作为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抓紧抓好，充分发挥城乡社区组织工作优势和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协同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同时，要“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有序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形成整体合力。”该《通知》强调社区防控是本次疫情防控的基础性环节，并强调要发挥“三社联动”机制在疫情防控中的协同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社区管理防控是一个基础，如果这方面搞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一次早日夺取胜利是有把握的。社区很重要，向全国的社区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但是，“三社联动”机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尚未形成制度化、系统化的治理体系，以至于各地基层社区防控实践中似乎只见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而不见社工和社会组织，这说明“三社联动”机制在具体疫情防控中依然未有效运转起来。这与长期以来基层社区治理中尚未打通“三社联动”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尤其是缺乏党建引领与政社分开作为根本前提的机制密切相关。

在地方层面，各地民政部门陆续发布了相关文件动员当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投入疫情防控之中。例如，广东省民政厅印发了《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关于动员全省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引导全省广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依法、科学、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并强调社会组织作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载体，要发挥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以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政策也是短时间内形成的，一方面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与成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政策体系中各方行动主体仍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参与特大疫情防控的组织化、结构化治理机制和治理网络体系，导致实践中的防疫行动呈现碎片化和分化特征。

（二）专业示范：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力量的多元举措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作为全国教育和学术行业协会，在疫情爆发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紧急联合高校会员和各专业委员会谋划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路和策略；（2）成立“社工教育协会抗疫工作”微信群，及时为抗疫工作提供在线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3）组织专家制定了《关于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实务指引》，为广泛社会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专业支撑，内容包括：工作总则，服务伦理，三级服务指引：病患及疑似病患，二级服务指引：肺炎病人家属及疫区居民、医护人员，一级服务指引：普通居民和社区服务，《指引》发布后受到社工界广泛关注；（4）由协会秘书长牵头成立了“社工抗疫之声”宣传平台，负责整合发布政府政策、协会重要事项、全国高校师生及其领办专业机构，以及相关专委会参与抗疫行动的一线声音；（5）及时动员督导专委会和医务社工专委会编写了《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实务原则》，并组建疫情介入专业督导团队，进入黄冈市等地开展督导服务；（6）协会联合全国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教指委为全国高校社会工作整理、提供了40余门在线专业课程，通过发挥互联网优势，缓解了疫情对实地教学的影响。在疫情防控持续推进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始终高度重视引导全国专业力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获得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等国际组织和同行的高度肯定。目前，全国高校社工力量、高校教师领办的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各专委会仍在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此次疫情防控之中。

（三）行业引导：各地社工协会有序动员专业人才队伍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紧急向全国社会工作者发出倡议，强调发挥专业优势和“三社联动”作用，紧急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为贯彻落实《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动员城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有关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协同作用”等要求，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社会组织管理局联合指导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编写了《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强调通过线上微信群等信息化手段，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统筹协调，协助社区工作者做好动员、排查、监测、宣传等社区防控工作。同时，链接全国范围内的心理咨询师和医生等志愿者，组建“社工+心理/医务”线上联合服务小组，通过三级微信群（线上小区居民群、聚焦服务群和重点陪助群），为社区居民、居家/集中隔离人员及家属、疑似患者、严重焦虑者和心理压力较大的社区工作者等，开展相应的科普宣传、信息咨询、心理支持、情绪疏导、危机干预、健康咨询、服务协调、资源链接、个案辅导和个案管理服务，营造亲善友爱、人人尽责的社区氛围，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在线共同抗击疫情。鉴于目前的疫情形势及专业社工在医务知识掌握、防护物资可及性等方面的限制，采取“三社联动”线上援助的方式可能是较为可取的社工介入模式。这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对社会服务进行革新的体现。

各地社会工作协会作为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行业组织，在动员本地一线社工队伍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武汉及周边城市的社工在第一时间行动，成立如“社工共振团队”等由心理志愿者和医务志愿者整合而成的跨领域服务团队，并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于1月25日向全市相关社工力量等发出号召，得到及时响应，组建了“战疫情-上海社工服务团”，为本市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留观人员以及他们家属提供相关政策解读、信息咨询、心理疏导、情绪支持、资源链接等多项服务，并协助有确诊和疑似病例的社区做好有关居民社会情绪的社会工作介入。同时，他们还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不同群体，发布了《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社会工作服务手册》，结合不同群体需求（包括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公职人员等其他一线工作者），制定了个性化的专业服务指南。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积极动员全市社工服务机构，以全市1000余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项目点为防控阵地，开展了一系列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社区防疫工作和服务，并重点关注辖区特殊困难人群，如精神障碍患者、居家隔离人员、患者家属，为特殊群体提供了一系列个性化服务。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及时发布了“广州社工红棉守护行动”倡议书，开设“红棉守护热线”线上咨询服务平台，全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依托数百个社工站、专项项目服务点开展线上服务，跟踪服务困境人群。除了武汉、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社工协会积极调动当地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队伍参与疫情防控之外，山东、东北、重庆、成都、东莞等省市社工协会也积极倡导和动员社会工作力量投入防控行动之中。

另外，在广东省民政厅的指导下，广东“双百社工”发挥长期扎根粤东西北及珠三角弱势边远村居的优势，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在村居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排查、监测、留观隔离安置人员服务、现场及热线咨询、卫生整治、链接社会医护资源等活动，为独居孤寡老人、困境残障人士、低保家庭、困境儿童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防疫物质和社会心理援助、生活救助等服务，成为社区战“疫”生力军。全国范围内许多一线社会服务机构都积极参与到此次重大疫情防控行动之中，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一道重要社会保护网。

三、体系之外的尴尬：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疫情防控的边缘化处境

虽然中国社会工作各界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中积极、自觉地参与行动，许多一线社工和机构在缺乏防护物资保障的情况下，仍毅然冲在疫情前线，初心都是希望为此次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但是，从总体上看，社会工作在此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中并没有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设置，在防控体系中缺乏应有的结构位置而沦为志愿者或者游击队的情形，导致整个社会工作力量在此次公共危机事件介入中处于边缘化处境。然而，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嵌入到当地政府主导推动的灾后重建工作体系之中，成为一支独特的专业力量协同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在此后的重大灾害事件（如雅安地震、寻甸地震等）中，社会工作也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发挥着专业整合性功能。结合此次重大疫情防控中专业社会工作的行动实践及其处境，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分析其生成机制：

（一）社会工作在重大疫情事件应急体系中缺乏结构位置

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各方主体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国家层面的应急体系，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突发事件应急法》（2007）、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5号）等，基本上未将社会工作纳入公共卫生事件介入体系之中。即使是民政部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的《通知》也只是提及了“发挥社区、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作用”，“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有序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形成整体合力”，以及进一步，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制定出台的《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虽然旨在通过线上平台实现社区、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联动参与疫情防控，但专业社会工作力量却始终未成为制度化力量纳入到现有的应急防疫体系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社会工作在中国恢复重建的历史与专业实践较短，其制度和政策体系不成熟、不完善，专业有效性尚未普遍凸显有关；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工作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合法性机制始终未有效建立起来，致使社会工作不能“如其所是”地发挥其专业优势。

（二）实际防疫行动体系中难以形成多元化联合防控机制

在前期疫情防控实践中，有一种现象家喻户晓，那就是虽然全国、全世界都在向中国疫情提供支持、捐赠物资、派遣援助队伍等，但在前线，尤其是湖北地区的医院始终缺乏物资，频频告急。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救援物资调配机制、公益慈善捐赠运营机制等问题十分突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全国上下到处都缺防护物资，很多地方甚至“一罩难求”。尽管如此，各地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依然迎难而上、整合资源，积极活跃在疫情防控一线。需要指出的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此次疫情防控体系中的行动显得十分孤立，因为它既没有被纳入国家应急防控体系之中，也未被整合到基层行政动员的组织体系之中，这种“双重脱嵌”的处境使得社会工作者既不像医院场域扮演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角色的医护工作者，也不像社区场域扮演疫情防控关键力量的社区工作者。很多地方的抗疫主体依然显现出碎片化、各自为政的情形，专业社会工作自身的天使般角色和使命因其处境孤立而难以有效发挥。类似的重大灾害表明，NGO在参与汶川灾后重建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合作”的行动策略。这反映了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会大众等主体之间缺乏能够整合和连接的多元化联合防控机制，凸显了碎片化治理之殇。

（三）常态化有效治理与制度化应对突发事件之间缺乏整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思想，此后在诸多方面开启了迈向治理的时代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指出：“此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在全国各地，包括湖北各市在此次疫情防控行动实践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足以作为审视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限度的重要试金石。与前文论述相关的是，由于很多地方治理体系仍然以行政动员为主导，导致社会力量很难在相关公共议程中发挥作用。尽管民政部前后几个文件都强调要发挥“三社联动”机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地在既有治理实践中缺乏借助“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以至于“三社”或更多主体难以真正联合起来共同防疫，这就是日常治理实践中缺乏常态化有效治理机制而导致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治理失灵的表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社区治理普遍推进，许多地方积极探索形成了党建引领、政社分开与合作机制下的成功经验和案例，这些案例无不体现出在政府体系之外，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不可或缺。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同样有不少地方形成多主体合作共治的成功经验，这体现出基层治理常态化的有效特质。此次疫情表明，如果基层治理中缺乏常态化有效治理的经验基础和制度基础，更容易导致突发事件的治理失灵；而基层治理中如果能够形成常态化的有效治理机制，则有助于破解突发事件治理失灵的困境，关键就在于有效治理效能如何转化为制度化优势以持续发挥作用，这与强调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论点在逻辑上是互为辩证的，尤其是此次重大疫情缺乏制度化体制机制的实际情形，更加亟待将实践中有效治理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治理体系。

四、迈向整合性治理取向的特大公共卫生防控机制构想

疫情防控还在持续，在防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急切地呼唤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能够更加注重制度化、体系化建设，亟待建立能够充分发挥多元力量优势、整合多方主体协同作战的现代化疫情防控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于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可以说，总书记的话为中国今后应对重大疫情、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出了根本要求和方向。针对此次重大疫情爆发及其相应的防控行动实践限度，本文简要地从整合性治理视角提出有关基层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机制。整合性治理是在国家治理从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面对全能政府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时，政府通过构建跨界运作机制，如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机制，逐渐形成新的公共治理新常态，构建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体制。这种整合性治理思维对于特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积极启示，专业社会工作应该纳入该整合性防控体系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第一，治理机制的整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初显示出基层政府应对重大风险的经验匮乏，在采取行动过程中以行政动员体系为主，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先以医护人员为主，后来才逐渐扩展至广大社区工作者以及社会工作、企业等主体。这些情形表明，当紧急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缺乏一套成熟的、有效的治理机制加以应对，这与常态化治理过程中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合作分工机制密切相关。基于此，需要形成由各级党组织核心引领、多元力量协同参与、按照实际进行专业分工、各个系统之间紧密配合的开放式治理系统。针对社会工作介入此次疫情防控的实践现状，建议国家及各级综合应急部门将专业社会工作等更多专业力量纳入类似公共事件危机防控体系中。

第二，治理主体的整合。此次疫情防控几乎实现了全国人民总动员，为何这么说？一方面，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主体始终活跃在抗疫前线；另一方面，普通大众被建议留在家中，减少流动，“不出门就是最大的贡献”等号召反映出总动员、全员化的参与特征。但在现实中，治理主体的整合仍不完善，如各主体之间缺乏整合和联动，医护人员的处境不能得到其他专业主体的及时回应；确诊病人、疑似病例及其家属群体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可能无法通过医护人员得到满足，而专业社会工作者又并未与该环节相连接；自我隔离人员和普通人因为网络空间信息爆炸而导致的“恐慌”心理难以得到权威、真实的信息反馈；困难弱势人群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脆弱处境需要得到系统性的关注，等等。加强治理主体的整合，就是在前述治理机制框架下，打通疫情防控的各环节和要素，将不同主体的优势发挥在不同环节和节点上，并促进彼此之间的有机连接。

第三，学科体系的整合。不同主体的优势取决于各自所依赖的专业系统和学科知识，在上述治理机制、治理主体不能完全畅通的前提下，对于单一主体而言，应对疫情防控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多元的。这并非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全能的，而是强调每一个职业系统应该吸收与之相近的其他专业知识作为补充。例如，医护工作者如果在医疗卫生专业知识基础上掌握一定的社会工作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则有助于回应患者及其家属在看病过程中的情绪和心理需求，很可能减少医疗卫生领域频频出现的医闹现象和医患纠纷。同样地，社会工作面对的是复杂的个体、家庭、群体和社区等多面向需求和问题，如果社会工作在现有的社会、心理知识背景下，能够掌握一定的医疗卫生、健康知识，则可以大大提升其服务效能，赢得社区大众的认可。近年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发展医务社会工作，使具备一定医疗知识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镶嵌于医疗卫生体系之中，是对医疗卫生领域多元化需求的积极回应。目前在健康照顾领域有一种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趋势，而此次重大疫情防控更加呼唤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尤其是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出现。我们也看到，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型学科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着积极作用，传统学科（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如何拥抱新兴学科，形成跨专业学科体系和跨专业协作团队是这次疫情防控可能带来的启发和未来趋势。

第四，治理资源的整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是治理的客观要素。因此，在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后，关键的一步就是进行资源筹措，医护力量、抗病毒疫苗研发力量、社区防控力量（如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对受疫情影响的感染者及其家属的社会支持力量等，是此次抗疫的核心人力资源。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较为特殊，其所需资源不能被一般性资源替代，也非普通大众日常储备，即使是国家层面也未必为此次重大事件备足了物资。因此，在疫情防控中物资缺乏格外显著，“一罩难求”的现象体现出资源供给在全国防疫抗疫中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面向全球进行防护物资筹集。但实践中出现大量慈善物资难以及时有效配置的问题，甚至有慈善组织无法支配几十亿善款而将其上交地方财政，这无疑会对此次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针对此次疫情防控中资源要素缺乏的问题，未来可以发挥专业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优势，重新构思重大事件应对的资源调控和整合机制，以保证资源及时、有效地回应现实重大需求。

五、结语

社会工作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初期的介入体现出专业自觉与体系边缘的双重逻辑，反映了特大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中，社会工作的功能效用与结构位置之间没有得到有效结合。笔者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看到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即中国社会工作力量在应对此次重大疫情时，没有过分借助外来的专业理论和知识，而是脚踏实地通过了解社区各类群体的需求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笔者将此现象称为中国社会工作的一次本土自觉实践。这种本土自觉有别于以往过度依赖于西方专业知识体系的理论，而是在中国语境下，遵循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脉络而形成的行动实践。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总书记对社会工作参与重大疫情防控的期望为社会工作继续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基于本土脉络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供了动力。由于本文写作之时，这种本土自觉实践所体现的理论特质和本土元素尚未清晰呈现出来，笔者相信后续将会有更多经验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以总结中国社会工作在此次疫情中的本土理论和经验模式。新冠肺炎的发生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目前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升温的现象，更足以说明这是一次全球性灾难。此次疫情防控得到了全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和各种力量的共同援助和相互合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实践。如果说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将全球连在一起，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从另一个面向将全球人类紧密团结起来应对此次危机。随着人类社会不断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我们需要对以攫取自然、向自然进攻的传统工业主义范式进行颠覆式反思，在后工业社会探索和重构人与自然的共生范式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给人类的最大警示。在此背景下，未来全球性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都需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前提，努力构建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绿色社会工作的兴起，可以视为社会工作领域回应全球生态问题的自觉性专业行动；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从此也应成为社会工作与医学、公共卫生等跨学科、跨领域协作的重要领域。绿色社会工作、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应成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保护力量，然而，这些力量在中国却远未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略